知青丨王洛宾儿子王海成与无锡好人罗哲毅的过命交情

Original 王海成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王海成

王海成，王洛宾先生之子。1951年生于兰州；1958年随父亲由北京迁居新疆；1969年下放新疆新湖农场，1978年回城。当过农工，企业工人和业务员。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会员。乌鲁木齐市音乐舞蹈家协会会员。王洛宾文化艺术传播机构负责人。

1996年开始对王洛宾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出版、传播和维权保护工作。1997年主编出版《王洛宾歌曲选》；2003年创作出版纪实文学《我的父亲王洛宾》；2007年投资出版李密著叙事长诗《大漠歌魂——王洛宾》；2010年创作出版纪实文学《往事如歌》；2013年策划出版《王洛宾百图印谱》。

2000年始，先后在新疆葡萄沟、达坂城、青海金银滩、宁夏六盘山等地创建四处“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创办王洛宾官方网站：wangluobin.org

原题

好人罗哲毅

（一）两张火车票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在新湖农场认识了一个叫罗哲毅的无锡知青，后来在他的身上发生了许多故事，一种特殊的缘分又将我和罗哲毅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1977年冬，罗哲毅回无锡探亲，要我陪他一起去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排队买火车票。隆冬的乌鲁木齐到处是冰天雪地，为了不挨冻，我俩穿着皮大衣，带着干粮，在车站售票大厅轮换着排了一天的队，好不容易才买到了车票。

等罗哲毅从售票口挤出来时我才发现，在他的手里竟然挥舞着两张车票！

我纳闷起来，心想明明是他一个人回无锡，怎么买了两张火车票呢！在我的追问之下，罗哲毅才对我说了实话，那一张车票就是给我买的，原来他早有打算，要我和他一起去无锡老家过春节。

说实话，以我和罗哲毅多年的交情，我早就想去无锡看看了。可是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去呢？在新湖农场当农工，每月工资只有28元钱，就这点工资平时还拿不到手，等到农场秋后算账，除去我的伙食费和其他欠款，真正拿到自己手里的钱所剩无几。手里没有钱，我哪里还敢从新疆跑到无锡去过春节呢。

再说，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里，城里人吃的和用的样样都要凭票供应，像我一个身无分文的穷知青跑到无锡过年，肯定会给罗哲毅家里添麻烦的！

看到我满脸踌躇的表情，罗哲毅却拍着胸脯笑着对我说：“海成，火车票买都买好了，现在你什么也别想，只管跟我去无锡好了，到了我们家，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来回的路费我全包了。”

手里捏着那张火车票，我勉强答应了罗哲毅，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直到坐上了火车，罗哲毅才告诉我，买两张火车票是他父母的意思。原来，他父母从信中得知，前几年他在农场里遭坏人陷害以至被管制劳动，就在他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有个叫海成的乌鲁木齐知青曾经热心帮过他。

此事感动了他的父母，他们非常想见到海成，在回信中叮嘱罗哲毅这次过年一定要设法把海成请到无锡来见见面。

听完罗哲毅一番解释，我的心情总算平静下来。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里，能请一个身无分文的朋友到自己家里过春节，这可不是一般的朋友。我和罗哲毅可是“患难之交的好朋友”，这话还要从八年前开始说起。

1969年秋天，我从乌鲁木齐分配到斯县新湖二场五连插队落户，刚到五连我就听到了罗哲毅的大名。他是1965年来新疆支边的无锡知青，因为他有一身好功夫，平时爱打抱不平，因此在文革期间他被推举为群众组织的“小头目”。

五连是个较大的生产连队，耕地多，生活条件较好，距离场部机关又近，在乌鲁木齐学生没来之前，这里安置了六十多个无锡知青，这次又分配了三十多名乌鲁木齐学生，年轻人多了，麻烦事自然也多了。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一群从城里下来的“红卫兵小将”在新湖农场又惹了不少的麻烦。

有一天晚上，两个乌鲁木齐学生搞恶作剧，跑到人家无锡知青居住的地窝子屋顶上解大便，被抓住狠狠打了一顿。两个被打的学生跑回宿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向大家哭诉被无锡人打了，只字不提他俩干的坏事。这件事立刻引起乌鲁木齐学生对无锡知青的不满情绪。

没过几天，又有个绰号叫“眼镜”的乌鲁木齐学生再次惹怒了无锡知青，又被人家痛打了一顿。

乌鲁木齐学生两次被无锡人殴打，这还了得，几个男同学找来棍棒，叫嚷着：“要用武力来保卫自己的同族，向无锡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为‘眼镜’同学报仇。”

无锡人那边听到了风声，他们也组织了几名壮汉手持棍棒拉开架势准备迎战。在众人的围观之下，两支人马就在五连通往场部的大路上拼杀起来。

那些无锡知青根本就不是乌鲁木齐学生的对手，刚一开战，就有一个无锡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见有人受伤，其余的无锡人落荒而逃。那天，幸亏有人及时向场部通风报信，农场革委会领导骑着快马赶来劝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从此，五连的无锡知青便与乌鲁木齐学生结下了冤仇。

乌鲁木齐学生打败了无锡娃（无锡知青）的消息很快在农场里传开了，最开心的当然是那些对无锡知青有怨气的老职工，他们放风说：这次“流血事件”的幕后指挥就是罗哲毅，想借乌鲁木齐学生的手来报复罗哲毅。其实罗哲毅根本就没有参与，他早就回无锡探亲去了。

发生在五连的“流血事件”让农场革委会领导十分恼火，他们害怕乌鲁木齐学生，但又很欣赏他们敢打敢冲的勇气，毕竟那些无锡人才是农场领导们争权夺利的绊脚石。

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农场领导对那些参与打架的学生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也不给他们安排劳动。

一大群学生待在生产队里没事可作，每日三餐吃的都是白面馒头和拉条子拌面，这是大家最开心的事情。因为这些出生在粮食定量年代的学生，从来就没有这样放开肚皮饱餐过白面馒头和拉条子拌面。

闲着没事，有人还骑着马跑到场部和其他连队去游玩，很快就引起农场革委会头头们的不满。他们说：“这些乌鲁木齐学生成天骑着马，牵着狗，到处惹是生非，哪里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分明是来教育我们的！”

（二）不打不成交

那年冬天，罗哲毅从无锡回到农场，群龙无首的无锡人又有了自己的“首领”。有人向他告状说：“他不在的时候，乌鲁木齐学生打伤了无锡人，还扬言要收拾他罗哲毅呢！”

怒火中烧的罗哲毅立刻带了几个随从闯进乌鲁木齐学生的宿舍，他要向乌鲁木齐学生讨个说法。那天，我正好也在宿舍里，罗哲毅一进门就指着一个大个子学生气势汹汹地说：“你们乌鲁木齐学生太霸道了，把大便拉到无锡人的屋子里，还打伤了我们的人。我就是罗哲毅，听说你们还要收拾我，现在我们就一对一的打一架，你们敢不敢。”

话刚说完，他就摆开了架势。我感觉情况不好，当时宿舍里只有我们四个学生，罗哲毅他们五个人，况且他们是有备而来，真要动起手来，肯定我们要吃亏的。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我站出来说了几句：“我们不想和你们打架，乌鲁木齐学生和你们无锡人都是远离家乡父母来到农场的，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互残杀呢……”

不想，我的话触动了罗哲毅，他笑了一下，冲着我说了一句：“你这个学生的话我爱听，其实我也不想大家伤了和气……”刚才还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突然消失了。通过这次和罗哲毅的交锋，我们两个也有了共同语言。

罗哲毅回去就对他们无锡人讲：“在乌鲁木齐学生中间我就佩服那个王海成，此人知情达理，他说的话有道理。”

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发现罗哲毅和我非常对脾气，他为人正直，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坏，从此我们便成了好朋友。

那时的农场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没有书读，更谈不上电视和广播。到了晚上，一群合得来的年轻人便聚集在我们学生宿舍，大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弹吉他，唱“黄歌”。像《达坂城的姑娘》《康定情歌》《曼丽》都是我们的必唱歌曲。

罗哲毅最喜欢唱的是《达坂城的姑娘》，每当我弹着吉他唱起：“你要想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他就会扯起嗓门唱：“带上百万钱财，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

农场生活虽说艰苦，大家聚在一起唱歌倒也十分快乐，每天的聚会都是这样，会唱歌的是演员，不会唱的是观众，直到唱累了，大家才散伙回家睡觉。就这样，我们熬过了1969年那个寒冷的冬天。

（三）横祸从天降

1970年春天，一场从天而降的政治运动彻底改变了罗哲毅的命运。一天下午，一群左臂上戴着红袖标的“群专队员”端着半自动步枪突然闯进了我们五连，他们从宿舍里抓住罗哲毅，将他五花大绑押到了乌鲁木齐学生宿舍门前的那块空地上召开批斗大会，借此来吓唬那些调皮捣蛋的乌鲁木齐学生，让他们一起来整治罗哲毅。

听到大喇叭广播，五连二百多号职工和家属很快就集中到这个临时会场上。

罗哲毅被人用枪押着，五花大绑站在那里，一个姓张的群专队长表情严肃地宣布：“今天我们在五连召开批斗“坏分子”罗哲毅的大会，希望大家积极揭发罗哲毅的罪行！”紧接着那些群专队员就带头喊起了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罗哲毅必须老实交代罪行！”

罗哲毅虽然五花大绑被人用枪压着，但他一点没害怕，他用藐视的目光悉数着人群里每一张熟悉的面孔，好像在说：“乡亲们，我罗哲毅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们有意见就揭发吧！”

许多人都用惊讶的目光看着罗哲毅，大家都不明白，这个平日里对人嘻嘻哈哈的罗哲毅犯了什么罪？为什么非要我们揭发他？

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们都低着头站在那里，没有人肯站出来带头发言。这下可急坏了那个张队长，他开始大发脾气，骂我们五连的职工都没有阶级觉悟。没有人发言，张队长就指定那些积极分子必须带头发言，经过反复动员，终于有人站出来揭发罗哲毅了。

贫农张老汉第一个发言说：去年夏天，罗哲毅他们无锡娃（无锡知青）跑到五连瓜地里偷吃西瓜，瓜还没熟，我不让吃，他们便动手砸瓜，还打了我。

石家老太婆发言说：去年冬天，罗哲毅他们无锡娃偷吃了俺家的两只老母鸡，还把俺家的大黑狗也给整死了。

吕家老太婆发言说：前年夏天，罗哲毅他们无锡娃开拖拉机撞倒我家猪圈，还砸死了我的老母猪，至今没给我赔钱。

因为有群专队给大家撑腰，会场上发言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那些对无锡人有成见的人也开始积极发言了，他们把平日对无锡人的不满情绪全都发泄到出来，还有人要求把那些干过坏事的无锡娃都揪出来批斗，一场对罗哲毅的批斗大会演变成了对无锡娃的控诉大会。

那天的批斗大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群众揭发罗哲毅的问题却寥寥无几，这个结果完全出乎群专队张队长的预料。

在那天批斗会上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在大会发言最激烈的时候，两个同学站在我身旁在悄悄地嘀咕着，他们手里都拿着皮带要冲上去抽打罗哲毅。原来他们就是那次“地窝子事件”的始作俑者，想借此机会来报自己那“一箭之仇”的。

这也是他们在群专队张队长面前表现自己的最佳机会，当时有许多下乡再教育的学生就是靠站稳“阶级斗争立场”被选派上大学、当工人的。

既然罗哲毅已经是我的朋友，就不能眼瞅着他被人欺负。可是在这种场合我又不能公开阻止身旁的那两个同学。

情急之中，我凑到他们身边，压低嗓门对他们说：“哎，哥们！平时你们不敢惹罗哲毅，现在他被绑着，你们上去打他算什么本事？快算了吧！”

劝完他们之后，我又后悔了。这事要是让那个张队长知道，我可就惨了，说不定我也会被绑到台上和罗哲毅一起挨批斗。

我紧张地观察着他俩的表情，两人又嘀咕了几句，便悻悻地收起手里的皮带，悄悄地溜到人群后面去了。谢天谢地，他们听了我的劝说，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后来，不知罗哲毅是怎么知道了这件事，他对此念念不忘，直到多年之后，他还能模仿我当时的腔调对别人说：“哎，哥们！平时你们不敢惹罗哲毅，现他被绑着，你们上去打他，算什么本事？快算了吧！”

“危难之中现真情”这话一点也没错，当朋友遇到危难时，哪怕你只是对他说过一句同情的话，他也会记好你一辈子的。

那天批斗大会结束后，罗哲毅就被带回二场场部关押起来，群专队让他在那里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拖土块（泥巴制成的大砖块）、盖房子、上房泥。两个月之后，罗哲毅戴着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又被送回五连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

其实大家都知道罗哲毅是被冤枉的，他在文革期间得罪过农场革命委员会一个小头头，因此遭受了这样的打击报复。

既然“坏分子”的帽子已经给他戴上，那就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大家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去“监督改造”罗哲毅了。

（四）千里走北京

1971年春天，农场抽调青壮年劳力去40公里远的新户坪水库挖土方加固水库大堤。这样的苦差事，我这个“黑五类”的后代逃不掉，罗哲毅自然也逃不掉。

我被分配到水库后勤部门拉水，两部拉水车从一公里之外的大渠里拉水卸到食堂的大水池里，保障连队一百多号劳动力的生活用水。一个人每天必须拉够四趟，平时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拉着一百八十公斤水桶行走起来已经非常吃力，要是遇上刮风下雨天道路泥泞，那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罗哲毅为了帮我，他主动提出要干拉水的差事，他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批准，领导还特别指定我来“监督”他的一切言行。

很快我俩就成了最好的搭档，每天出工，我们两部拉水车总是一前一后地形影不离。为了保障大家的生活用水，不分刮风下雨天我们都要出工，从不敢怠慢。为此，我和罗哲毅还得到了水库指挥部的表扬。

有一天，在拉水途中，我无意中哼唱了一段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没想到罗哲毅也跟着唱了起来：“我愿变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他唱完后突然神色诡秘地对我说：“海成，你知不知道哇，这个歌原来叫《草原情歌》，是一个音乐家写的，他写了好多歌曲现在都不让唱了，有人揭发他：“把姑娘的小脸形容成‘红太阳’是极端反动的，因为‘红太阳’只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后来那个作曲家被判刑关进了监狱。”“他还写了一个《萨拉姆毛主席》，被人揭发‘萨拉姆’就是‘杀了’的意思，后来这个歌也不让唱了。”说到这里，罗哲毅话题一转，又悄悄地问我：“海成，你老爹也是写歌的吧，他是不是叫王洛宾？”

我最不愿在别人面前提起正在监狱劳改的父亲。没想到我的隐私还是让罗哲毅给揭穿了，看来，他早就了解我的情况了。既然他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索性我将父亲的历史和自己的家事都告诉了他。

听完我的“交代”之后，罗哲毅深情地对我说：“真没想到你父亲会有这样多的传奇和坎坷。不过你也不要太自卑了，像你父亲这样的大音乐家，他的问题迟早会有个说法的！”

罗哲毅这句话简直就是“口出狂言”，搞不好还会被人扣上同情反革命的帽子。这番言语却让我十分感动，自从我父亲被关进监狱之后，还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宽心话呢！

神奇的是，当年罗哲毅脱口而出的那这句“狂言”在时隔十年之后竟然得到了验证：1981年新疆军区政治部作出为王洛宾同志彻底平反昭雪并且恢复军籍的决定。68岁的王洛宾又重新穿上了军装。

春去秋来，我们在水库工地上劳动已经过了半年时间。那年的九月，从北京传来震惊全国的“9.13事件”，刚开始，大家都不敢相信我们最最敬爱的“副统帅林彪”突然间变成了“遗臭万年”的反党分子。

不久，罗哲毅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并且还把我也牵扯进来。有一天刚吃过午饭，罗哲毅悄悄对我说：“海成，我打算到北京去反映情况，你帮我离开这里行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里突然紧张起来，去北京可不是件小事，北京那么遥远，就算他有钱和粮票，没有农场人保组开的通行证也是寸步难行，况且他还是一个被管制人员，要是半路被人抓回来，那还不罪加一等？我觉得他的想法太危险了。

可我知道罗哲毅的脾气，这个“湖南丫子”性格蛮得很，他一旦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九牛二虎也休想再拉他回来。

回到工棚，罗哲毅悄悄地给我看了他准备好的材料《千言状》还有他积攒的一点路费和全国粮票。看来，他早有准备了。

然后他认真地对我说：“我打算在今天晚饭后就动身，你只要帮我拿着那个背包，送我离开水库工地就行了。我先从玛纳斯县城去乌鲁木齐，然后坐火车去北京。”　

听完他的计划，我又开始害怕了，这不是要我帮助他逃跑吗？六年前，我因为参与“反革命分子王洛宾骑自行车逃跑事件”差点被学校开除，幸亏我是个未成年人才被宽大处理。此事到现在我还心有余悸。

而今我是下乡知识青年，要是再帮助“坏分子”罗哲毅逃跑，那问题就严重了，搞不好我要落上一个“包庇坏人”的罪名。

可我知道罗哲毅的确是冤枉的，作为朋友我理应帮助他摘掉那顶“坏分子”帽子。经过思前想后，我还是答应了他。

天黑的时候，我们顺利离开了水库工地，在通往玛纳斯县城的公路上帮他搭了一辆过路的拖拉机。

临别时，罗哲毅紧紧握住我的手再三叮嘱：“一定要保密，最多十天半月就能回来了，有人追问，就帮我搪塞一下。”

罗哲毅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从水库工地上消失了。他离开的第二天我就开始替他散布消息说：“罗哲毅回二场医院看病去了，他还要绕道五连去拿过冬棉衣，要过一些日子才能回来。”

开始几天，工地上不见了罗哲毅，那些爱管闲事的人还在嘀咕着，有人说：“还害怕他跑了不成？新湖农场地盘大着呢！跑到哪里都有革命群众监督他！”

时间很快就进入了十月，天气越来越冷了，还是见不见罗哲毅的影子，大家又开始议论起来。我的心里更加着急，他要是再不回来肯定会出事的。

就在我着急上火的时候，罗哲毅却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水库工地上。一天中午，我正蹲在工棚里吃午饭，他悄悄地站在了我面前，我又惊又喜还差点喊出声来。

罗哲毅向我做了别作声的手势，递给我一包北京香山牌香烟，还用打火机帮我点了一支，我边吸香烟，边听他讲述这次北京之行：“出去半个月时间，在路上就跑了十天，北京只待了四天，还是风餐露宿，生活上一再节省，还是把所带的路费花了个精光。还好，总算把上访材料送进国务院信访办公室，那里的办事人员还给打了一张收据，让我回到新疆等待答复。”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在罗哲毅“消失”的日子里，我一直在为他打圆场，好在水库工地没通电话，否则早就露馅了。真没想到，罗哲毅竟然顺利实现了他的赴京计划。我也祈盼着他的问题能尽快得到彻底解决。

（五）单骑下巴湖

就在罗哲毅苦苦期待北京国务院信访部门为他落实政策的时候，一场灾难又悄悄地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1972年冬天，北京国务院信访部门向新湖农场转来了罗哲毅的递交的材料和相关的政策批示。

没有想到这份材料竟然又落到那个陷害罗哲毅的领导干部的手中，此人看过这份《千言状》之后，立刻大发雷霆，他下令立刻将罗哲毅抓起来，罪名是罗哲毅不服无产阶级专政的改造，在管制期间逃跑到北京告黑状。

罗哲毅又被他们关了起来，经过严刑审讯，他们没有从罗哲毅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东西。为了防止他再逃跑去北京告状，那个领导便给罗哲毅编造了几条罪状，就把他送到昌吉下巴湖农场去劳动改造了，在那里有高墙和电网，罗哲毅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逃跑再去北京了。从那时起，我和罗哲毅失去了联系。

1973年夏天，我突然收到了罗哲毅从下巴湖劳改农场寄来的一封信，信是寄到新湖二场五连的。

他在信中写道：

海成，我现在下巴湖农场劳动，身体很好，就是想见见你和朋友们，如果方便，你就来看看我吧，顺便给我带些莫合烟、粮票和换洗的内衣……
朋友罗哲毅

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见面了，这封信写得很简单，我却看出罗哲毅已经彻底失去了自由，并且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他的处境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每次去新疆第一监狱探视我父亲时，那里的高墙、电网还有那些戒备森严的岗哨都让我不寒而栗，想必罗哲毅现在的处境也是这样。

因为怕受牵连，农场有许多人都与罗哲毅不再往来，更不要说去下巴湖看他。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决定要去下巴湖农场看望他。从那天开始，我悄悄为自己制定了去下巴湖的行程计划，从新湖农场到下巴湖劳改农场单程要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并且那里不通班车，要是骑自行车只身前往，肯定是困难重重。

只有从农场先回到乌鲁木齐，然后再从乌鲁木齐骑自行车途经昌吉去下巴湖劳改农场，来回大约一百二十公里，这是最佳行程。

农场刚忙完夏收，我就向五连指导员请假了五天假先回到乌鲁木齐，当晚就住在一个熟人家里，第二天，我上街买了一些馕饼、榨菜和莫合烟还有两件换洗的衬衫，向熟人要了一只木箱，安上合页和一把铁锁。然后把馕饼、榨菜、莫合烟、衬衫还有一点粮票都放到木箱里，我想，这只木箱和那些物品都是罗哲毅最最需要的。

最难开口的事情是向朋友借自行车，在当时，自行车是城市家庭里一件重要的财产，谁家也不肯把崭新的自行车借给你骑一百多公里的长途，去戈壁滩上那个下巴湖劳改农场看犯人。

无奈之中，我只好向那个姓刘的朋友撒谎，说我明天早晨要去铁路局办事，借他家自行车只用两个小时，中午回来就还给他。就这样连哄带骗才借到了自行车。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我骑上借来的自行车驮着那只木箱就出发了，出了乌鲁木齐向西沿着乌伊公路（312国道路）一路下坡直奔六十多公里以外的下巴湖农场。

1970年代，这条312国道的路况非常的差，不但路窄坑多，过往的汽车也特别多，每当那些油罐车排着长队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时，我只好跳下车子站在公路边避让。难怪人们常说：敢在乌伊公路上骑自行车，就是在玩命。

就这样的走，这里就是通往下巴湖农场的叉路口了。

六月骄阳似火，我头上戴的军帽和身上的衬衣都被汗水湿透了，经过五十多公里的颠簸，我的双臂和两条大腿开始酸痛起来，推着自行车到路边一个西瓜摊上打听，那瓜摊主人告诉我，从这里到下巴湖还有十几公里的沙石路，骑自行车十分难走。

在农场里我也遇到过特别难走的道路，没想到去下巴湖的道路会这样糟糕，就在我为此发愁的时候，肚子又闹起了革命，一阵阵饥饿感又向我袭来，才想起来，早晨出来到现在我连一口水都没喝。

赶紧掏一毛钱买了个西瓜，从背包里掏出一块干馕（馕饼），蹲在地上就吃了起来，一口西瓜，一口干馕，西瓜就着干馕，那滋味别提有多香了。因为吃得太快，连瓜子都来不及吐直接就下肚了。西瓜就干馕——这是我在路边吃过最香的一顿午餐。

不一会，肚子就填饱了，我重新打起精神，推着自行车走进通往下巴湖农场的砂石路。

这是一条在戈壁滩上用砂石铺成的简易公路，道路中间已经被汽车碾压出深深的两道沟槽，道路两边堆积着松散的砂石，自行车只能在沟槽里骑行，有好几次我都差点摔倒，实在骑不动了，只好推着车子往前走，下午三点钟才走到下巴湖农场。

我拿着罗哲毅那封信在大门口做了登记，他们当我是罗哲毅的亲属，一位管教干部接待了我，他安排我和罗哲毅在一个简易的会客室里见面，我们有两年多时间没见面了，罗哲毅显得又黑又瘦，可以看出他在这里受了不少的苦。

因为有管教干部在场，我们谈话非常拘谨，罗哲毅好像有什么心事要告诉我，却没有说出来……20分钟的探视时间很快就要结束，趁那个管教干部检查我带的那些食品和衣物时，罗哲毅悄悄对我说，据这里一个老管教干部给他透露，他的问题有希望了。

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我的心里突然亮堂起来，心想，这一趟下巴湖我真没有白来。

离开下巴湖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正好有一辆接送管教干部换班的大卡车要回昌吉，我恳求那个司机师傅带我一程，他答应了（这样我可以缩短30公里行程）。

车厢上的那几个管教干部却不答应，他们都不肯出手帮我把自行车接到车厢上去，也许他们看我这个犯人家属一副黑不溜秋的面孔，满身的尘土，还穿着打补丁的裤子，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一回事。其中一个管教干部还讥讽我说：“你能骑着来，不也能骑着回去吗！”

在我的苦苦哀求中，那辆卡车还是丢下了我和那辆自行车轰鸣着扬长而去。望着卡车卷起的滚滚尘土，我委屈极了，我冲着他们喊了一声：“人心都是肉长的，难道你们的良心都让狗吃掉了！”

那辆卡车走远了，茫茫的戈壁滩上又只剩下我一个人和那辆自行车，我心里难过极了，望着眼前这条难行的砂石路，我想到了含冤入狱的罗哲毅，想到了还在监狱服刑的父亲，也想到了自己多年的磨难，此刻，我真想大哭一场。

但我还是强忍着没哭，我知道，在人迹稀少的戈壁滩上就是哭死，也不会有人来同情我的。现在唯一的选择只有继续骑自行车回乌鲁木齐。一狠心，我推起自行车又踏上了回家的路。

早上从乌鲁木齐出来，往西走一路下坡，下午回去是往东走则是一路上坡了，我的两条腿必须不停地蹬着自行车，要是两条腿稍微停一下，自行车也会停下来。因为是连续骑行，才走了三十多公里，我的双腿就开始疼了起来，后来两个屁股蛋也疼了起来，再往下走，屁股蛋痛得车座都坐不住了，我只好用大腿跨在车座上继续骑，左腿跨累了，就换右腿，两条腿都跨累了，干脆就站起身撅着屁股继续骑，那个滋味别提有多难受了，也许是我骑车的姿势有些特别，一些汽车司机还打响喇叭在为我加油。

我后悔真不该骑自行车来下巴湖，甚至想把这个累赘就扔在路上，自己搭便车回去。可是我不敢扔掉它，在农场劳动一年的收入也买不起这辆自行车，要是把它丢了，回去我拿什么来赔人家呢！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打开了车灯，天黑之后在公路上骑自行车就更危险了，我只能忍着浑身的疼痛，咬紧牙关拼命往前骑。

走到地窝堡机场附近，天就全黑了下来。这时，我的屁股和两条腿疼的实在不能骑车子了，只好推着它一步一拐地往前走，最后的十几公里路，我是推着车子走完的。

回到乌鲁木齐市区已经晚上11点钟，顾不上浑身疼痛和饥饿，我只想尽快把自行车“完璧归赵”还给那个朋友，还要向他赔礼道歉，因为我的撒谎，让他们全家为我担心。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们着急了一天，以为我遇到了不测。

多年之后，罗哲毅逢人便说：“在我落难时，许多熟人朋友都和我划清界限，只有海成一个人骑自行车跑到下巴湖看我！”

（六）五天上访路

时间很快就到了1975年冬天。在一个特别寒冷的早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打开宿舍门，只见一个穿皮大衣、戴皮帽子，带着大口罩的人站在门前，两只眼睛直盯盯地看着我。

我仔细辨认，看出来人是罗哲毅。我突然紧张起来，心想难道他从下巴湖农场跑出来了？我没敢再多想，先把他拉进了宿舍，用木棍顶好房门。

看着我那紧张的神情，罗哲毅赶紧摘掉戴在脸上的大口罩，笑着对我说：“海成，我已经被彻底平反放出来了，他们开车把我送到新湖总场，昨晚我就住在总场招待所，今早乘二场的拖拉机回来的。在总场我就打听你的消息，他们说你还在五连。刚下车，我第一个就跑到你这里来了。”

罗哲毅又对我说：“昨天住在新湖总场招待所，总场领导还来看我，他们答应给我补发这几年的工资和受迫害的生活补助费。我打算先请探亲假回无锡去看望父母，他们还不知道我已经平反放出来了。”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心想，这个罗哲毅真是不简单，折腾这么多年，终于熬出头了。

原来，这几年罗哲毅一直未放弃他上访告状的决心。即便在下巴湖农场，他也坚持给有关部门写申诉材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五年艰难申诉，他终于为自己平反昭雪。

在罗哲毅离开农场的三年时间里，五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我一起下乡的30多名乌鲁木齐学生已经陆续回城参加工作，只剩下我这个老知青还在五连劳动。

曾经热闹一时的知青宿舍，如今空荡荡地只住着我一个人，见此情景，罗哲毅感慨地说：“五连有后门的学生都走了，剩下王海成一个人在这里看房子呢！”五连领导要给他安排住房，他决定就住在知青宿舍里，目的是要来和我作伴。

罗哲毅回到五连不久，就向我打听我父亲的情况。他认为我不能回城的关键是受我父亲的牵连。当时，虽然父亲已经刑满释放，但他还带着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没有工作，也没有生活来源，就待在乌鲁木齐我二哥家里帮他们带小孩。

1977年夏天的一个中午，罗哲毅从场部办事回到五连，兴冲冲地拿着一张《新疆日报》对我说：“海成你看，这报纸上说的，现在的右派分子都要给摘帽子了。你父亲的问题也应该有个说法了。”我知道罗哲毅的心思。但我十分清楚父亲的问题不属于右派分子，我给他解释，父亲是在军内整风时被打成反革命的。

可罗哲毅却坚持认为父亲的问题和右派分子问题差不多，肯定都是冤案。只要能劝说我父亲也能向他一样，坚持不断地向有关部门申诉，他的问题肯定能解决的，到那时，我的问题也有希望了。他还说：“海成，这是唯一的办法，除非你自己认命不想回城，就待在农场里一辈子。”

罗哲毅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在他的劝说下，我终于同意他跑一趟乌鲁木齐去见我的父亲。那天罗哲毅住在了二哥家，他和我父亲聊了整整一天。父亲开始不太相信罗哲毅，他对自己的未来已不再抱有希望，他不相信政府会给一个老反革命分子落实政策。

在罗哲毅的再三劝说之下，父亲的思想才有了转变，他详细地给罗哲毅介绍了自己的历史，还破例让罗哲毅看了自己保存多年的那份1961年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和1965年军事法庭那份维持原判书。

从乌鲁木齐回到农场，罗哲毅立刻着手整理从我父亲那里收集的资料。白天还要下地劳动，晚上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昏暗的马灯下，用工整的方块字在信笺上认真地为我父亲写申诉信。

几天后，经过反复修改的王洛宾“申诉材料”完成了，他又用复写纸认真地誊写了四份。将这些材料交到我手里，郑重地对我说：“海成，我的工作完成了，下面就要看你了，你一定要将申诉材料亲自送到新疆军区信访办公室和自治区的信访办公室，如果他们都不解决，那你就向我一样，去北京告状。”

从罗哲毅手里接过申诉材料，我感到了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我又一次在罗哲毅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勇气，也看到了我的未来和希望。

不久，我就带上那些申诉材料，请假从农场跑回乌鲁木齐，开始往返游走在新疆军区落实政策办公室和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人民政府落实政策办公室之间。

每次上访，我都要低三下四地向那里的工作人员讲述父亲王洛宾的情况和我们家庭的困境，恳求他们帮助我父亲落实政策。

有时，我还要强装笑脸耐心聆听那些工作人员给我宣讲政府对反革命分子的宽大政策，然后恳请他们帮助甄别“反革命分子”王洛宾的问题。

连续跑了五天，得到的答案都是：你不要再来了，王洛宾的问题是历史问题，早已铁板钉钉，我们没有政策依据来为他落实政策。

这个答复就像一盆冷水，让我从头凉到了脚。没想到，我连续辛苦奔波了五天时间，最后换来的却是一盆冷水。当时我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七）向往新生活

既然事情没有办成，乌鲁木齐也没有我的安身之处，只好又回到农场。罗哲毅像是已经预感到我要空手而归，见到我之后，他给我宽心说：“海成，回来了，事情没办成吧？别着急，慢慢来。”

我苦笑着回了他一句：“还不着急呢，我下乡都八年，胡子拉碴的眼看着就没人要了。”罗哲毅说：“那就不走了，留下给我们弹吉他，我还真舍不得你走。”

还是那句话，父亲的问题不解决，我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

1978年10月，我终于盼来了回城的机会，被招工到乌鲁木齐一家大型企业的矿山当工人。

在离开农场那天早晨，罗哲毅跑来送我，我心里十分难过。那个年代，我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如今我要回城去吃商品粮了，而罗哲毅却没有机会，他还要留在那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农场继续劳动生活下去。

一股莫名的忧伤突然涌上心头，我想起罗哲毅最爱听我唱的那支歌曲《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不要把泪水流，生活从来就是这样，你不要难受，世上有苦水也有美酒，看你怎样去追求，只要你骄傲地抬起了头，苦水也能化成美酒。

愁啊愁，愁白了头，忧啊忧，忧会使你更加地瘦。只要你骄傲地抬起了头，苦水也会化成美酒。

亲爱的朋友不要把泪水流，生活从来就是这样，你不要难受，世上有苦水也有美酒，看你怎样去追求，只要你勇敢地挺起了胸，幸福生活就在前头。

愁啊愁，愁白了头，忧啊忧，忧会使你更加地瘦。只要你勇敢地挺起了胸，幸福生活就在前头。

这支歌曲曾经伴随我们走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我把它送给罗哲毅，祝愿他未来的生活幸福快乐，祝愿他也能像我一样，早日回到故乡无锡和父母家人团圆。

我的心愿没有落空，两年之后政府落实政策，无锡支边青年陆续回城，罗哲毅也回到无锡，他被安排在一家企业上班，相继成家立业，过着其乐融融的小日子。

作者与罗哲毅（右）

一转眼40多年过去，如今罗哲毅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但是他的脾气却一点都没变。有一次，他在街上看到一个年轻的城管在欺负一个买菜的乡下老太婆，就跑上去对那个城管好一顿批评，逼着他给那个老太婆赔礼道歉才算完事。因为这件事，那条街上的居民都佩服他，大家尊称他罗师傅。

这几年，罗哲毅听说我在新疆能上网和他聊天，就让女儿给他添置了电脑和视频。平时一有空，就喜欢打开电脑找我天南海北地谝（聊天）。我们谝得最多的话题还是新湖农场，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包括自己的女儿都听不懂我们的故事，只有你海成能和我谝到一块哩。”

罗哲毅常说：“我们经历的那段艰苦岁月，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回忆那段往事也算是一种精神享受。”

罗哲毅是一个好人。

我祝愿好人罗哲毅永远快乐。

2010年9月初稿

2012年7月修改于葡萄沟

罗哲毅（右1）近照

原载微信公号“永远的王洛宾”